欧洲大陆上,一份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承诺,如今正被无情地撕毁,这不仅仅是财政报表上的赤字那么简单,这关乎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信任。 当法国的公共债务压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14%,当西班牙的债务水平也冲破110%大关,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广瑞网 ,其实是一份隐形社会契约的违约账单,这份契约曾经很简单:今天的年轻人供养老人,明天的年轻人会同样供养你,经济的持续增长是这份契约最有力的担保人。
昨日世界的旧船票 而我们必须要承认,欧洲的福利制度,这艘巨轮,它的设计图纸本身就画错了,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建立在三个早已不复存在的“时代幻觉”之上,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 第一个幻觉,是关于生命的长度,当初的设计者们是按人均寿命70岁来计算养老金的“偿付期”的,可谁能想到,今天的人们普遍能活到80岁以上?曾经的短期保障,现在变成了一份近乎无限责任的重担,承诺没变,但兑现承诺的时间被拉长了,成本也随之失控。
第二个幻觉,是经济增长的“自动扶梯”,婴儿潮一代坚信,每一代人的生活都会比上一代更好,他们搭乘着战后经济腾飞的快车实现了自我价值,可如今,这部扶梯停了。 年轻人发现,自己连一套像样的房子都负担不起,更别提去承担上一代人那高昂的福利开销了,当回报变得遥不可及,谁还愿意心甘情愿地付出?
第三个幻觉,是稳定的人口“金字塔”,过去,年轻的劳动力构成了宽阔的塔基,足以支撑顶端为数不多的退休者,现在呢?在法国和西班牙,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均已超过了四分之一,金字塔变成了倒金字塔,契约的支付方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 谁在收割年轻人的愤怒 当一份契约被单方面撕毁,怨气便开始在社会中发酵,并最终演变成一股足以撼动政坛的力量,这种代际间的不公平感,正成为一种极易被点燃的政治燃料。 一切从社交媒体上的牢骚开始,在法国,一个讽刺性的标签“#谁来买单的尼古拉”迅速走红,它精准地捕捉到了年轻人那种“我贡献最多,回报最少”的委屈和愤怒。 这种情绪并非个例,在整个南欧,对未来的焦虑感正像瘟疫一样在年轻群体中蔓延,有人将其形容为一股“反婴儿潮”浪潮。
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很快就被嗅觉敏锐的政治势力捕捉到了,他们看到,传统的主流政党正在失去年轻人的心,为什么?因为年轻人觉得,这些政党所维护的,无非是他们父辈那一代人的利益。 于是,在西班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选票投给了像声音党(Vox)这样的激进右翼政党,这与几年前左翼青年运动(如“我们能”党)的兴起形成了戏剧性的反转。
民粹主义者、自由派和极右翼势力巧妙地将财政困境与社会福利、移民等议题捆绑在一起,成功地“收割”了年轻一代的幻灭感。 体制内的鸵鸟与吹哨人 面对这场危机,体制内部的声音却显得如此分裂和无力,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或回避,将这场代际冲突的辩论边缘化,仿佛只要不看,问题就不存在。
在西班牙,社会保障部长公开站出来,试图淡化相关的担忧,他否认存在所谓的“危险的代际对立”,这种官方的“否认论”就像鸵鸟把头埋进沙里,以为这样就能躲避危险,但实际上,这种行为正在动摇民主的根基。 然而,总有清醒的人,在法国,前部长弗朗索瓦·贝鲁是体制内罕见的“吹哨人”,他公开警告,如果一味地优先维护婴儿潮一代的安逸现状,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有趣的是,贝鲁的政治立场源于基督教民主主义,这恰恰是欧洲福利国家的奠基传统之一。
他的警告,在许多人看来,无异于一种“政治自杀”,因为他触动了最有权势的选民群体的利益,这种鲜明的对比,恰恰揭示了欧洲建制派在危机面前的困境:一边是无法回避的真相,另一边是难以撼动的政治现实。 补丁永远缝不好烂布 面对这个巨大的窟窿,欧洲各国政府并没有勇气去重构一份新契约,而是选择了用各种“补丁”来为这份早已破产的旧契约“续命”,但这些技术性的修补,不仅效果有限,甚至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最常见的“补丁”是移民,法国和西班牙都试图通过吸引大规模移民来填补财政和劳动力的缺口,两国的净移民流入量在近期也确实创下了新高。 但这剂药方存在结构性缺陷,以西班牙为例,移民的平均工资水平要比本国公民低了近30%,这意味着,他们的社保贡献能力相当有限,根本无法支撑起庞大的养老金体系,随着本土中产阶级的不断萎缩,指望“新血”来拯救一个行将就木的系统,无异于缘木求鱼。
结语 看似只是一次政治人事变动,实则暴露了一个国家制度、财政和政党生态的系统性危机,从内忧到外患,从债务到信任,从制度到人格,这场危机不仅仅属于贝鲁或者马克龙,而是整个法国体制的“压力测试”。 而放眼欧洲,法国的问题并不孤独,德国也在为福利制度发愁,意大利、西班牙同样债务高筑,极右势力在欧盟多国持续上升,法国只是最先“破窗”的那个。 眼下的法国,就像一个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人,左边是改革但意味着牺牲,右边是维稳但注定崩塌,而身后的钟表,已经滴滴作响,不等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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